从 “福利依赖” 到 “筛选式移民”特朗普 120 国数据背后，移民政策恐再收紧

数据显示，福利领取率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 8 个国家的比例超过 60%，其中不丹以 81.4% 的领取率位居榜首，也门（75.2%）、索马里（71.9%）、马绍尔群岛（71.4%）紧随其后，多米尼加共和国与阿富汗则以 68.1% 的比例并列第五。

这类国家的移民群体，大多通过人道主义保护（如难民身份）或亲属团聚渠道进入美国，经济基础普遍薄弱。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榜单中的阿富汗、缅甸、索马里、苏丹、也门等国，恰好与特朗普此前提出的 “永久暂停接受移民” 的 12 个 “第三世界” 国家高度重叠 —— 高福利依赖率似乎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限制这类移民入境的 “数据依据”。

与高依赖梯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利领取率最低的群体集中在经济状况较好或高技能移民占比高的国家 / 地区。其中百慕大以 25.5% 的领取率垫底，沙特阿拉伯（25.7%）、以色列 / 巴勒斯坦（25.9%）、阿根廷（26.2%）、韩国（27.2%）依次位列其后。

这类群体的共同特征是 “经济自主性强”。

更关键的是，图表明确 “未纳入任何福利领取率低于 25% 的国家”，这一阈值成为隐性筛选标准 —— 而印度作为美国移民的第一大来源国，恰恰因领取率低于该阈值 “缺席” 榜单。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为此提供了佐证：2023 年印度裔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达 15.1 万美元，以印度移民主导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更是高达 15.6 万美元，远超美国本土家庭水平；16 岁及以上印度裔个人收入中位数 8.53 万美元，也远高于亚裔总体 5.24 万美元的中位数。

印度移民的 “低福利依赖”，本质是 “高技能移民红利” 的体现 —— 大量印度人通过 H-1B 技术签证进入美国，活跃于硅谷科技公司、医疗行业、金融领域，稳定的高薪工作让他们无需依赖政府援助，这也使其成为特朗普政府 “隐性青睐” 的移民群体。

在这份数据中，中国移民家庭的福利领取率为 32.9%，处于 “中等偏上” 水平，既未进入高依赖风险区，也未达到低依赖的 “优势区间”。

这一比例的形成，与中国移民的构成有关：一方面，部分早期中国移民通过亲属团聚或劳务签证赴美，从事服务业、制造业等中低收入工作，在医疗、住房等方面可能依赖有限的公共福利；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留学、技术移民（如 EB-1）赴美的高收入群体，降低了整体福利依赖率，最终形成 32.9% 的 “中间值”。

但这一 “中间值” 恰好处于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敏感区”—— 既不具备印度移民的 “低依赖优势”，也未达到高依赖群体的 “明确限制标准”。

未来政策调整中，是否依赖公共福利行为可能成为绿卡申请的 “关键变量”。

特朗普此次发布福利领取率数据，并非单纯的 “数据公示”，而是其移民政策理念的集中体现 —— 以 “经济自足” 为核心，构建 “筛选式移民” 体系，具体可从三个维度解读：

早在 2025 年 11 月，特朗普政府就推出重磅移民政策提案：将使用过 Medicaid（白卡）、粮食券（SNAP）、住房补助等公共福利的合法移民，直接列为绿卡申请 “高危人群”，拒签概率大幅提升。这一提案推翻了拜登政府 “非现金福利不纳入审查” 的政策，赋予移民官极大的裁量权。

此次发布的福利数据，正是为这一政策 “铺路”—— 通过公开不同国家移民的福利依赖程度，营造 “部分国家移民加重美国财政负担” 的舆论氛围，为进一步收紧 “公共负担” 审查提供数据支撑。未来，移民申请中 “是否领取过福利” 可能从 “参考项” 变为 “否决项”，尤其是高领取率国家的移民，绿卡申请难度将显著增加。

数据中高福利依赖国多为经济欠发达的 “第三世界” 国家，而低依赖国多为高收入或高技能移民来源国，这一关联并非巧合。结合特朗普此前 “永久暂停接受 12 个第三世界国家移民” 的提议，其政策逻辑已十分清晰：将 “原籍国移民的福利依赖率” 与 “移民入境资格” 挂钩，限制低技能、高依赖的移民，优先接纳高技能、低依赖的移民。

这种逻辑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对 “移民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度” 的考量 —— 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移民占比约 19%（较年初下降 1 个百分点，减少 75 万移民工人），但部分低技能移民因福利依赖未能有效补充劳动力，反而增加财政支出。通过数据筛选，政府试图引导移民结构向 “高技能、高收入、低依赖” 倾斜，以服务于美国经济需求。

从发布时机来看，这份数据的公布恰逢美国 “大而美法案” 部分条款生效（2026 年 1 月起，医疗补助、平价医保补贴等联邦福利对绿卡持有者等非公民收紧），同时距离美国大选周期较近。特朗普通过发布直观的 “福利领取率数据”，更容易引发公众对 “移民财政负担” 的关注，进而凝聚对 “收紧移民政策” 的共识，为后续政策调整（如限制亲属团聚移民、扩大技术移民配额）创造舆论条件。

对于不丹、也门、索马里、阿富汗等高领取率国家的移民，未来将面临 “入境难 + 绿卡难” 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这些国家可能被进一步纳入 “移民限制清单”，人道主义签证、亲属团聚签证的审批将更严格；另一方面，即使已在美国，若曾领取过公共福利，绿卡申请时被判定为 “公共负担” 的概率极高，甚至可能面临递解风险。

以阿富汗移民为例，其既属于特朗普此前限制的 12 国名单，又因 68.1% 的福利领取率成为 “高风险群体”，未来通过合法途径留美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

印度、韩国、沙特等低依赖或未上榜国家的移民，将成为政策调整的 “受益者”。尤其是印度移民，凭借高收入、低福利依赖的优势，H-1B 签证抽签、EB-1 技术移民审批可能获得更多倾斜；韩国、沙特等国移民，在投资移民（如 EB-5）、商务签证等领域的审批效率也可能提升。

皮尤数据显示，印度裔已占美国亚裔人口的 21%，是第二大亚裔群体，未来这一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扩大，形成 “高技能移民 — 低福利依赖 — 政策倾斜” 的正向循环。

对于中国、巴基斯坦（40.2%）、尼泊尔（34.8%）等中等依赖国移民，核心影响在于 “福利申领与身份申请的平衡”。若计划申请绿卡，需谨慎对待公共福利：即使是短期领取 Medicaid、住房补助，也可能成为移民官拒签的理由。

若家庭中有老人或儿童需要医疗支持，应优先选择商业保险而非公共福利；对于留学生而言，毕业后若计划留美，需尽早规划职业路径，通过高收入工作证明 “经济自足能力”，避免因短期福利依赖影响绿卡申请。或把握EB-5新政最后几月窗口期，提前解决身份问题。